為什麼我要唸研究所？

一個下大雨雨傘壞掉的晚上，一個死刑犯被槍決的晚上。各種厭世情緒湧上，卻異常冷靜的開始思考這個問題，這個我必須不斷反問的問題：

為什麼我要唸研究所？從現在起，我要不時反問自己這個問題，直到畢業、工作十年之後。

當初的理由有四個，第一我不知道大學畢業要／能做什麼，自覺專業能力不足，想再進修；第二，我仍然相信學院教育體制是有效的，我仍然相信系統化思考、批判思考、抽象思考、問題察覺等能力是可以在學院體制內被有效訓練的，而這些能力無論在任何領域都能發揮作用。第三，我還有對這社會未解之困惑，需要解答。第四，我希望藉由研究所的獨立訓練，讓自己成為一個能獨立完成工作的人。

以上是理想。實際上呢？

這是我作為研究生的第三個月，只能說，理想和現實仍有很大的距離。首先，研究生基本上是一個模糊界線的「人文社會學術工作者」，而會說界線是模糊的，乃在於此學術工作的特性。在這個學門裡，學術工作不是進實驗室打卡上班，而是任務式的工作形式，像是必須在下次上課前唸完多少書、下次開會前完成多少進度、下次助教課前改完作業等，而這中間的時間基本上是給工作者自由安排。自由安排可以為生活帶來很多彈性，也可以讓生活不全然是處在一個工作狀態中，反而可以去做更多不同的事（像是加入政黨、搞組織、當實習生等）。

工作內外的時間分配會決定你過什麼樣的研究生活。有人兩隻腳都在研究那頭，一路向前；有人一隻腳在研究這頭、一隻腳在外頭，過著邊研究、邊做社會實踐的生活；更甚者，有人只把腳踩在研究的門檻上，以學生的身份極力參與社會。然而這種光譜的分類，在人文社會學科中有其模糊性：你的研究是否就是某種社會參與？你的社會實踐難道不就是田野工作嗎？由於人文社會的研究對象即圍繞著「人」和「社會」相關的一切，也就是我們的生活，所以學術工作／社會參與在界線上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。

這個模糊性是一個雙面刃。理想的狀況是，你的社會參與能作為學術工作的動力和材料，像是參與宗教組織，將其經驗轉化成宗教研究；又或者是，你的學術工作能作為社會參與的資本，這個資本通常是社會資本或是文化資本，像是在田野工作中，累積的人脈與文化上的親近（邱星崴即一案例）。

但砍向自己的另一面，即是生活上的混亂。以我的例子來說，有部分的學術工作和社會參與有高度的連結（香山綠市集計畫），有部分的社會參與和學術工作有很好的對話潛力（風起雜誌社），但絕大多數的時間仍是在學術工作本身（上兩堂課、當兩個助教）。算一算有六件事情，而事實上我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做那麼多事，那麼當初為何要做？除了急欲證明自已有經濟獨立的實力外（現在一個月21K），也依照我在學生涯的一個慣習：極力讓生活忙碌。在大學時期或許還有辦法在學術工作與社會參與間拉出平衡，但到了研究所，學術工作的天平瞬間變得無比巨大——研究生基本上就是學術工人，而既是「工人」就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維持，否則會被公司（學校）或老闆（指導教授）開除。於是我花了所有的精力在努力維持所有工作和事情間的平衡（上面都還沒提到一般社交生活、感情、親情的花費的時間！），就已經筋疲力竭，而文章開頭的理想成為幻想，既沒時間思考，也讓自己越來越依賴別人。眼前的自己現在確確實實成為一個被工作異化的學術工人了。

所以在研究生活中，能做出明智的選擇並且平衡好學術工作／社會參與／日常生活三者的時間和精力，將能讓你成為學習上有高回報的生產者；反之就是一個被異化、每天都在想要休學的學術工人。既然如此，何必當初？我只能說，能夠一腳在學術工作、一腳在社會參與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只是我還沒學會如何平衡罷了。終有一天我會學會，也能成為我希望成為得更好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