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9月16日 星期五

北管研究筆記

  從六月底開始參加新竹都城隍廟北管藝術團,已經快三個月了,一路上和育臣討論有許多想法,即便都還是粗糙不堪,但仍在此做個記錄。
  
  最初發想的問題是國樂和北管的比較,在兩個都是普遍認為是傳統音樂的代表下,為何已被西化的國樂會是「國」樂?而相對來說北管的推廣就少了很多。西化的國樂是傳統音樂嗎?在我接觸北管音樂的時日裡,發現北管仍比國樂還要傳統,比如說使用工尺譜(而非簡譜或五線譜),樂器並未改良,樂團並未交響化,演出場合多是廟會和慶典(而非現代意義的音樂廳)。所以國樂是怎麼成為「國樂」的?北管為什麼從來脫離不了與廟會的意像?很顯然國樂和北管雖外表(至少在樂器上)相似,但儼然是兩個世界的產物。我認為關鍵在於國家介入、民族主義等因素,使國樂和北管有今日區隔的樣貌,但詳細的歷史過程仍待考證。

  參與北管團的這三個月來,除了為了配合竹塹國樂節在新竹市立演藝廳表演過外,其餘場合皆與傳統民間信仰的宗教實踐相關,像是開虎門、陰陽司公駐駕北壇、中元普渡繞境、關虎門,以及之後的城隍爺誕辰(北管大會師則是個有趣的特例,既是純藝術演出也是宗教實踐)。拉開歷史,北管音樂一直和民間信仰密不可分,凡是需要「熱鬧」的場合,北管音樂就會出現來「鬥熱鬧」。北管音樂的藝術實踐本身就是宗教實踐,而宗教實踐是前現代台灣社會的社會生活。但是在台灣開始踏上現代化的進程後,「除魅」的台灣社會生活開始與宗教實踐分離,北管音樂就與台灣社會生活慢慢分離,逐漸走向沒落的下坡。

  但有趣的是,同樣是宗教實踐的藝術——布袋戲、歌仔戲,卻在現代化的浪潮中開展新的形式,譬如說雲州大儒峽的電視劇、明華園的電視轉播等,使這兩個藝術在台灣仍有一定程度的穩定發展。暫且說這是傳統藝術從宗教實踐中被「釋放」,這個釋放使它成為另一種藝術、一種不與宗教實踐扣連的藝術,成為流行文化、台灣本土文化的一種表徵。但北管呢?北管似乎並沒有這樣的釋放(聽說有人把北管音樂錄成黑膠唱片,但也沒有帶起流行),反而一直留在傳統民間信仰的宗教實踐裡,隨著宗教實踐脫離社會生活而沒落。在文化象徵層次上,傳統藝術與廟會文化同為台灣本土文化的代表,但北管這個同時兼具兩者的傳統音樂,卻沒有在這個象徵層次上取得位置。

  所以我們暫且假設一個北管會沒落的原因:宗教實踐與社會生活的分離,前者從社會生活的主流退到某種次文化的領域,也使得北管跟著衰微。

  如果研究只做到這,其實對於實際北管的未來並無太大幫助,重要的是假若要使北管能繼續存活,有什麼方法或策略呢?

  目前觀察到的方法有三種:

  一,讓人們重新將社會生活與宗教實踐結合,在宗教實踐的過程中產生對北管的興趣,進而學習與傳承之,就像早先各軒社子弟班的傳承模式。

  二,如同布袋戲和歌仔戲,將北管從傳統民間信仰中「釋放」出來,以創新的型態面對台灣社會,使其在眾多流行文化中找到一席之地。

  三,將北管收編至教育體制中,在中小學成立北管班,或者在大學中成立北管社團,透過國家政治力量的介入,讓人從小產生對北管的興趣,進而成為這個藝術文化中的一份子。

  這裡兩種模式各有其問題。首先,第一種方法下,必須讓人重拾參與民間信仰活動的習慣,在除魅的世界中,這是一個緩慢而艱鉅的過程;但即便如此,這應該是最根本傳承、保留北管文化的方法。其次,第二種路線必須投入大量的技術(器樂改革、行銷包裝、文史調查等),極有可能產生一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北管音樂。最後,第三種路線雖然可能是效率最高的,但卻有一個倫理問題:若北管音樂的藝術實踐本身是宗教實踐,那麼在校園裡規模化培育不就等於在傳教嗎?在一般對於義務教育的認知下,宗教意識形態不應該是取得國家力量來傳播的。

  總而言之,這個研究大可拉到國家的政治經濟資源分配、民族主義等鉅型框架,中層可用宗教社會連帶或社群經營,微觀可以談宗教與日常生活、音樂品味的象徵鬥爭等。方法論上,最適合用歷史論證的研究方法,或是深度訪談、民族誌等質化方法。希望這個研究最後能成形,成為傳統文化傳承的基礎論述和實作方法建議。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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